43 论“央视春晚”与“央视网络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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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电视节目中，开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晚是一台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综艺晚会；春晚对于电视文化研究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对象。作为我国最早的电视综艺节目之一，30届的央视春晚开创了电视综艺晚会的先河，折射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传统民俗与社会的变迁以及受众心理及审美情趣的变化。
在这个变迁与变化的过程中，传播技术的革新给春晚涂上日新月异的色彩，也给受众带来出乎意料的媒介体验。2011年春节，中央电视台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首次推出网络春晚。电视春晚越来越难办，首届网络春晚的出现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笔者试图从三个维度对两个春晚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媒介形态的春晚所呈现出的样貌：
一是媒介载体。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媒介形态，其中，纸张、广播、电视、网络成为现代传媒的主要媒介载体；媒介载体也是一个加速度变量，不过，载体的变化并不像技术革命那样总是改朝换代，后一个载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前一种载体的消亡，这为我们同时在电视和网络上欣赏春晚提供了可能，也是两个春晚可以同样精彩的媒介前提。
二是传播技术。技术是促进传播发展的重要动因。自从彩色电视出现后，黑白电视就被淘汰；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也把电报通信手段送入历史。可见，技术的更新带给受众的是种种生活新体验，也在不断更新受众思想观念，甚至为受众“赋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三是传播符号。人类文化的传承和文明的演进正是依靠符号才得以完成的。
从这一意义上讲，符号其实也是载体，但它是却一个相对恒量。对于传媒来说，负载信息的符号无非文字、声音和影像，无论是纸媒还是电子媒介，再到今日之多媒体，符号均蕴涵其中。春晚作为以象征性符号搭建起来的新民俗，无论如何变化，这些核心要素都不可能动摇。
一、公众授权与网络赋权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作为传统社会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回家”“团圆”，因为有了全民族在大年三十晚上守夜除旧岁的习俗，才有了实现最大程度凝聚的可能，“春节”也就成为春晚实现“共时”与获得“认同”的重要前提。
现场直播技术则成为春晚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技术保障，成为春晚跻身“新民俗”行列的动力诱因。中国最早的电视节目都是现场直播的，当时的现场直播是录像技术落后造成的非主观行为。1964年，北京台用黑白录像机录制了一些戏曲节目，这是我国电视媒体第一次使用录像播出的综艺节目。从此，中国电视文艺进入从实况直播舞台演出向录像播出的阶段。而1983年首届电视直播春晚的诞生则标志着电视文艺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现场直播阶段，技术手段的再次革新带给受众完全不同的收视体验与思想观念。
早在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之时，“春晚”就出现了。当时的“春晚”只有4个节目，所有演员加起来不到100人，再加上电视不普及，也没有卫星转播，当年的“春晚”没有在观众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导演黄一演在回顾自己接受1983年春晚的导演任务时，提到了他和创作组的几个创意：首先一条就是进行现场直播，不搞当时已经习惯了的录像播出；还要在演播现场设热线电话，让观众可以打电话点播节目和表达自己的观感。都是在电视媒介上播放，但录像与直播有着本质的不同。
春晚作为“仪式性”的电视节目，是具有“非日常化”和“仪式感”的媒介事件。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认为，在卫星电视时代，媒介事件是特殊的电视事件，与那种平常晚间节目样式相比有着鲜明的区别。
首先，事件把与一种或多种社会核心价值相关的象征性动作的表现置于突出地位，通过电视直播，事件的表现带着仪式性的崇敬，所用语气表达出神圣和敬畏。例如1990年春晚，时任总书记的**和总理李鹏，来到春晚直播现场，向全国人民拜年，通过他们的出现和发声，营造出社会的集体感和崇高感。又例如，1989年春晚，主持人鞠萍讲述聂卫平姐姐聂珊珊挽救安徽小保姆生命的感人故事，并配以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以“动情点”的设置完成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确认。
其次，事件的发生是活的，转播在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中进行，且具有不可预见性。1983年，仅4部只能供给首都观众使用的热线电话，点燃了观众的点播热情，于是就有了李谷一演唱9首歌曲的记录，和“禁歌”《乡恋》的“解放”。此后的春晚虽然取消了热线点播环节，但零点仪式、为赴台大熊猫取乳名等内容同样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存在和紧张的气氛，从而产生情绪的跟进。同时也承担起仪式角色，与银屏互动，完成仪式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再次，媒介事件的电视直播能吸引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观众。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观众具有同时接收的可能性。电视直播本身就会产生对最多观众的聚集。不过在当时，导演对此的理解并不深刻。1985年，力求突破“茶座式”晚会形式的黄一鹤决定将演播室搬到户外的工人体育场，寻求现场观众的最大化，却造成了现场指挥的困难和视觉效果的失败。1986年春晚首次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作，用英文同步直播。这是在当时越洋电视直播还不具条件时，与广播媒介联姻所做的一次深具意义的尝试。有了这样的观念和尝试，一旦技术具备，条件成熟，将演播室里的春晚传向全世界便不再是梦想：1993年，央视春晚通过国际频道首次海外播出；2004年，首次通过英语频道直播……春晚开始对观众“呈全线包围之势”。
1990年，春晚在片头解说中首次提出：“包饺子、放鞭炮、看春晚”成为中国人除夕“三件事”，宣告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春节“新民俗”的确立，完成了作为中国人除夕夜重要仪式的自我确认。历经30年，春晚逐步成为公众授权官方举办的全国性民俗庆典，成为利用电视直播技术播出的具有合法性的家国媒介景观。
技术的强势出现使得网络春晚应运而生，也成为开辟春晚新样态的技术促发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网络的迅速普及，中国的媒介环境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称霸多年的电视开始遭遇网络的冲击，并潜移默化地受到网络的影响。到2011年，冠以“网络”字眼的春晚出现，标志着网络在彰显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上的胜利。与此同时，网络利用春晚的牌子为网民“赋权”。对于网民来说，加入春晚，实际是在更开阔的媒介领域中争取话语权和实践权的过程；对于春晚来说，也将开拓出更多多元开放的媒介表达渠道。
“赋权”是一个参与的过程，在以打破信息垄断与倡导平等对话的网络世界中，“网络赋权”的提出呼应其在现实中的存在，尽管这种“赋权”是有限的，但它比任何时候、任何媒体都更显著地提高了受众在媒介环境中的地位。在首场网络春晚中，出现了网友利用视频连线合唱《大中国》的场面；现场观众也不再是被动鼓掌的“托儿”，而是在电脑面前舞动鼠标的网民，观众席俨然成为巨型网吧；被网民捧为“神曲”的《忐忑》升级为梦境版，更加疯狂地演绎；没有了令观众厌烦的春晚熟面孔，最热的网络红人和草根人物成为晚会的主角。
正是由于技术的发展，才有了春晚在样态上的显著变化；而“网络赋权”才真正意义上改变了媒体格局和受众观念。在习惯了交给已授权的电视去烹制年夜大餐之后，受众开始被网络激发起选择和行动的渴望与潜能。在持续发泄不满情绪之后，网络春晚的出现实为采取真正行动的一步。
二、网络配方对媒介特性的双重消解
进入21世纪，在电视直播春晚中，与网络有关的元素层出不穷。综合观察2005年以来的几届春晚，网络成为电视春晚惯用的程式配方：
第一是网络配方在节目中的装配。2005年，火爆一时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唱响春晚舞台；2007年，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讲述的是网络时代的爱情；2009年的英伦组合和2010年的小虎队重聚都是来自网友的创意；2010年的相声剧《不能让他走》更是出现了“猪坚强”、“雷人”、“打酱油”、“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唱的不是歌是寂寞”、“哥只是个传说”、“偷菜”等众多网络热词，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反映了手机时代的信任危机；2011年，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等网络红人大放异彩，小品《新房》用到了“微博”，相声《芝麻开门》说的是“拍客”。
第二是利用网络平台与受众互动。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每届春晚都有征集网友意见建议；播出后，春晚剧组也会对网络反馈做出回应。而在利用网络技术的互动中，影响最广的是2006年，春晚通过网络点击和现场热线电话为赠台大熊猫征集乳名，仅当选的“团团、圆圆”得票数就超过一亿。
从技术到节目再到互动，成为网络技术影响春晚的三个层次。从技术传递上的保障，到节目内容的渗透，再到双向互动的融入，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电视春晚在逐步向网络靠近。但由于公众授权的合法性已经存在多年，再加上电视的媒介特性与网络相异，电视春晚与网络始终只是进行着程式化的浅层触摸，成为一只披着“网络”外衣的“灰太狼”。
从媒介为受众赋予潜能和权力的向度出发，网络春晚发挥了它所能发挥的积极推动力，但作为首次出现的“新事物”，它同样存在着不妥之处。媒介载体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核心的要素——媒介特性。各种不同的媒介都有它特有的性质与功能。通过对首届网络春晚的考察可以发现，网络春晚仍然只是将网络作为一剂程式配方，同时消解了电视与网络的媒介特性，让网络春晚变得有点不伦不类：
首先，网络春晚的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节目通过电视播出，却采用录播形式，“借壳上市”消解了电视春晚的“仪式感”。春节是典型的“历年再现仪式”，是由一系列仪式化行为组成的民俗。只有在现场直播中，才可能实现“天涯共此时”的民族心理认同空间扩张。没有了直播这一技术性保障，也没有了除夕这个获得合法性和重要性的时间节点，便失去了发挥影响力与传播力的可能性。
其次，网络春晚也消解了网络的互动性，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狂欢，只是一种狂欢幻象。“网络赋权”下的网民行为应该是边看边评论，而前一分钟的评论，也许能左右下一分钟的演出，整个媒介环境应该有彻底的改变，对媒体资源的分享和支配应该有更显著的体现。然而，虽然有比电视春晚更多的受网民欢迎的节目上演，但网民仍然是拿着剧组编制的节目单看演出。
因此，首届网络春晚的出现更多了一些象征性意味，成了为网络正名的另一版本电视春晚。正如一位网友则在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络春晚板块中留言所说：“哥看的不是网络春晚，是网络文化。”网络节目的混搭也许能够体现网络文化的毛皮，却并未触及网络文化的皮毛，还未能创造出一种适合网络媒介特性的春晚样貌。
其实，网络春晚的出现并非要取代电视春晚。纵观近几年电视春晚的经典节目，都呈现出这样一种传播路径：创作前积极采集网友意见创意，创作中吸取最新的网络流行与时尚，彩排前利用网络设置议题进行前期预热，播出时与网络合作直播，播出后关注网络反馈。网络完全可以为电视春晚产制出可供参考的创新机制。
电视春晚确实需要改变，但变的不是电视这种媒介形态。由于媒介形态的变化非改朝换代式的推进，电视与网络完全可以相融并进，电视春晚可以参照网络带来的新理念，突破被授权后的优越感，超越狭窄的创作空间，打开媒介创新渠道，更多地亲近授权者（电视观众），尊重并大胆采纳其合理化的创意，与被授权者（电视从业者）一道攻克难题。
三、民俗符号对春晚的原初样貌的构形
无论是电视直播春晚还是网络春晚，变化的是技术和载体。而当我们对新的事物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应该留意变化中的不变，把握最本质的元素。
回溯到春晚创办的源头，春晚究竟是什么？央视网站曾经以“哪届春晚最好看”为题，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1983年首届电视春晚拔得头筹。这一结果是否仅仅意味着观众比较怀旧？也许可以从首届电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的一番话里看出端倪，他说：“看春晚是一种亲情的释放，忙了一年，全家坐在一起看电视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春晚应该把亲情呼唤放在首位。例如《常回家看看》，从艺术创作上来说并不见得有多好，但它就引起了共鸣。”黄一鹤道出了春晚30年不变的因子——符号在春晚中的存在。春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民俗节日，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春晚作为除夕夜的媒介仪式，自然要体现传统佳节的重要民俗符号，强化民族认同。
体现民俗符号的一个向度是“碎片化”的中华文化意象，如生肖吉祥物、大红灯笼、春联、少数民族服饰等。电视让受众体验到的是“意象的碎片”及其带来的“破碎的镜像感”，通过镜头组接与还原，传达某种独特的情绪感受与审美情感。以春晚为载体，这些“碎片化”的中华文化意象串联起了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行为，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类行动被看作一种文本，文本本身是一个符号序列，它们包含着解释。高度象征化的符号点染出春晚浓郁的民俗色彩，营造出强烈的节日仪式感。真正重要的不仅是节目的内容，还应该有晚会本身对意义的建构，在由这些象征性符号所形成的场域中，完成民族价值观的确认和民族自豪感的生成。
而在网络春晚中，由于没有了除夕夜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节目中基本没有展现出比较典型的中华文化意象，网络歌曲与网络红人的出现只是对网络文化符号的表征。这就出现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如何相融的问题。究竟体现传统民俗的电视春晚能不能接受网络文化？而彰显现代流行文化的网络春晚如何传承春节文化？
这种矛盾确实存在，但并非水火不容。没有了创新的电视春晚必然在习惯于被授权的优越感中走向死角，而没有了继承的网络春晚如果只是沉浸在“网络赋权”的快感中，就会陷入只有“网络”没有“春晚”的怪圈。
传统民俗符号的另一个向度，在春晚中表现为民族心理认同空间的扩张。涂尔干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生存发展，都“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个体在这些场合中，“被紧密地联合起来，进而一道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从1983年开始，春晚就形成了为特定群体如少年儿童、老年人、军人、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等群体专门准备节目的惯例，以媒介仪式参与者的平等感和亲切感为诉求，达成一种情感的凝聚。黄一鹤还曾尝试在以喜庆欢乐为情绪基调的春节晚会中，“插入”情绪的“反差”，安排了“动情”的情节，使晚会的感**彩更加丰富。
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报告称，截至2011年6月，我国总体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这一数字表明，网民及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必然成为春晚的重要受众群体。但毕竟网民不代表全民，电视春晚也不能仅仅迎合某一个群体。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
它是一种家庭、家庭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电视春晚主要是从以“家国同构”凝聚起的受众群出发，对节目进行设置，在“茶座式”的“家庭”聚会联欢中，体现对每个主体的关照，体现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感恩怀旧的人性主题和团结统一的民族意识。网民这一由一种媒介凝聚起的受众群在春晚的视域中还是首次出现。一种媒介的力量是否足以打破这种结构，如同“Facebook成为全球第三大人口大国”一样，圈定超越国族的媒体疆域，仍然值得持续观察：除了数字上的变化，受众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心理空间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2011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2012年节目资源推介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12年电视春晚总导演哈文带领她的团队首次亮相，表示在春晚30岁之际，他们要做出一台充满朝气的晚会，向春晚致敬。中央电视台台长焦利对2012年春晚剧组提出了“快乐、温馨、惊喜、新奇”的八字要求。这八个字，正饱含对而立之年央视春晚变与不变的深刻理解：无论媒介环境如何变化，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在喜庆的节日氛围中阖家团聚，“快乐”而“温馨”；而面对多元开放的媒介格局，春晚应该勇于冲破束缚创新发展的“被授权”观念，乐于利用新媒介提供的智慧资源，与全民一道打造充满“惊喜”和“新奇”的媒介盛宴。
在中国电视节目中，开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晚是一台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综艺晚会；春晚对于电视文化研究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对象。作为我国最早的电视综艺节目之一，30届的央视春晚开创了电视综艺晚会的先河，折射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传统民俗与社会的变迁以及受众心理及审美情趣的变化。
在这个变迁与变化的过程中，传播技术的革新给春晚涂上日新月异的色彩，也给受众带来出乎意料的媒介体验。2011年春节，中央电视台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首次推出网络春晚。电视春晚越来越难办，首届网络春晚的出现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笔者试图从三个维度对两个春晚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媒介形态的春晚所呈现出的样貌：
一是媒介载体。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媒介形态，其中，纸张、广播、电视、网络成为现代传媒的主要媒介载体；媒介载体也是一个加速度变量，不过，载体的变化并不像技术革命那样总是改朝换代，后一个载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前一种载体的消亡，这为我们同时在电视和网络上欣赏春晚提供了可能，也是两个春晚可以同样精彩的媒介前提。
二是传播技术。技术是促进传播发展的重要动因。自从彩色电视出现后，黑白电视就被淘汰；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也把电报通信手段送入历史。可见，技术的更新带给受众的是种种生活新体验，也在不断更新受众思想观念，甚至为受众“赋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三是传播符号。人类文化的传承和文明的演进正是依靠符号才得以完成的。
从这一意义上讲，符号其实也是载体，但它是却一个相对恒量。对于传媒来说，负载信息的符号无非文字、声音和影像，无论是纸媒还是电子媒介，再到今日之多媒体，符号均蕴涵其中。春晚作为以象征性符号搭建起来的新民俗，无论如何变化，这些核心要素都不可能动摇。
一、公众授权与网络赋权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作为传统社会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回家”“团圆”，因为有了全民族在大年三十晚上守夜除旧岁的习俗，才有了实现最大程度凝聚的可能，“春节”也就成为春晚实现“共时”与获得“认同”的重要前提。
现场直播技术则成为春晚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技术保障，成为春晚跻身“新民俗”行列的动力诱因。中国最早的电视节目都是现场直播的，当时的现场直播是录像技术落后造成的非主观行为。1964年，北京台用黑白录像机录制了一些戏曲节目，这是我国电视媒体第一次使用录像播出的综艺节目。从此，中国电视文艺进入从实况直播舞台演出向录像播出的阶段。而1983年首届电视直播春晚的诞生则标志着电视文艺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现场直播阶段，技术手段的再次革新带给受众完全不同的收视体验与思想观念。
早在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之时，“春晚”就出现了。当时的“春晚”只有4个节目，所有演员加起来不到100人，再加上电视不普及，也没有卫星转播，当年的“春晚”没有在观众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导演黄一演在回顾自己接受1983年春晚的导演任务时，提到了他和创作组的几个创意：首先一条就是进行现场直播，不搞当时已经习惯了的录像播出；还要在演播现场设热线电话，让观众可以打电话点播节目和表达自己的观感。都是在电视媒介上播放，但录像与直播有着本质的不同。
春晚作为“仪式性”的电视节目，是具有“非日常化”和“仪式感”的媒介事件。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认为，在卫星电视时代，媒介事件是特殊的电视事件，与那种平常晚间节目样式相比有着鲜明的区别。
首先，事件把与一种或多种社会核心价值相关的象征性动作的表现置于突出地位，通过电视直播，事件的表现带着仪式性的崇敬，所用语气表达出神圣和敬畏。例如1990年春晚，时任总书记的**和总理李鹏，来到春晚直播现场，向全国人民拜年，通过他们的出现和发声，营造出社会的集体感和崇高感。又例如，1989年春晚，主持人鞠萍讲述聂卫平姐姐聂珊珊挽救安徽小保姆生命的感人故事，并配以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以“动情点”的设置完成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确认。
其次，事件的发生是活的，转播在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中进行，且具有不可预见性。1983年，仅4部只能供给首都观众使用的热线电话，点燃了观众的点播热情，于是就有了李谷一演唱9首歌曲的记录，和“禁歌”《乡恋》的“解放”。此后的春晚虽然取消了热线点播环节，但零点仪式、为赴台大熊猫取乳名等内容同样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存在和紧张的气氛，从而产生情绪的跟进。同时也承担起仪式角色，与银屏互动，完成仪式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再次，媒介事件的电视直播能吸引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观众。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观众具有同时接收的可能性。电视直播本身就会产生对最多观众的聚集。不过在当时，导演对此的理解并不深刻。1985年，力求突破“茶座式”晚会形式的黄一鹤决定将演播室搬到户外的工人体育场，寻求现场观众的最大化，却造成了现场指挥的困难和视觉效果的失败。1986年春晚首次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作，用英文同步直播。这是在当时越洋电视直播还不具条件时，与广播媒介联姻所做的一次深具意义的尝试。有了这样的观念和尝试，一旦技术具备，条件成熟，将演播室里的春晚传向全世界便不再是梦想：1993年，央视春晚通过国际频道首次海外播出；2004年，首次通过英语频道直播……春晚开始对观众“呈全线包围之势”。
1990年，春晚在片头解说中首次提出：“包饺子、放鞭炮、看春晚”成为中国人除夕“三件事”，宣告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春节“新民俗”的确立，完成了作为中国人除夕夜重要仪式的自我确认。历经30年，春晚逐步成为公众授权官方举办的全国性民俗庆典，成为利用电视直播技术播出的具有合法性的家国媒介景观。
技术的强势出现使得网络春晚应运而生，也成为开辟春晚新样态的技术促发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网络的迅速普及，中国的媒介环境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称霸多年的电视开始遭遇网络的冲击，并潜移默化地受到网络的影响。到2011年，冠以“网络”字眼的春晚出现，标志着网络在彰显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上的胜利。与此同时，网络利用春晚的牌子为网民“赋权”。对于网民来说，加入春晚，实际是在更开阔的媒介领域中争取话语权和实践权的过程；对于春晚来说，也将开拓出更多多元开放的媒介表达渠道。
“赋权”是一个参与的过程，在以打破信息垄断与倡导平等对话的网络世界中，“网络赋权”的提出呼应其在现实中的存在，尽管这种“赋权”是有限的，但它比任何时候、任何媒体都更显著地提高了受众在媒介环境中的地位。在首场网络春晚中，出现了网友利用视频连线合唱《大中国》的场面；现场观众也不再是被动鼓掌的“托儿”，而是在电脑面前舞动鼠标的网民，观众席俨然成为巨型网吧；被网民捧为“神曲”的《忐忑》升级为梦境版，更加疯狂地演绎；没有了令观众厌烦的春晚熟面孔，最热的网络红人和草根人物成为晚会的主角。
正是由于技术的发展，才有了春晚在样态上的显著变化；而“网络赋权”才真正意义上改变了媒体格局和受众观念。在习惯了交给已授权的电视去烹制年夜大餐之后，受众开始被网络激发起选择和行动的渴望与潜能。在持续发泄不满情绪之后，网络春晚的出现实为采取真正行动的一步。
二、网络配方对媒介特性的双重消解
进入21世纪，在电视直播春晚中，与网络有关的元素层出不穷。综合观察2005年以来的几届春晚，网络成为电视春晚惯用的程式配方：
第一是网络配方在节目中的装配。2005年，火爆一时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唱响春晚舞台；2007年，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讲述的是网络时代的爱情；2009年的英伦组合和2010年的小虎队重聚都是来自网友的创意；2010年的相声剧《不能让他走》更是出现了“猪坚强”、“雷人”、“打酱油”、“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唱的不是歌是寂寞”、“哥只是个传说”、“偷菜”等众多网络热词，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反映了手机时代的信任危机；2011年，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等网络红人大放异彩，小品《新房》用到了“微博”，相声《芝麻开门》说的是“拍客”。
第二是利用网络平台与受众互动。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每届春晚都有征集网友意见建议；播出后，春晚剧组也会对网络反馈做出回应。而在利用网络技术的互动中，影响最广的是2006年，春晚通过网络点击和现场热线电话为赠台大熊猫征集乳名，仅当选的“团团、圆圆”得票数就超过一亿。
从技术到节目再到互动，成为网络技术影响春晚的三个层次。从技术传递上的保障，到节目内容的渗透，再到双向互动的融入，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电视春晚在逐步向网络靠近。但由于公众授权的合法性已经存在多年，再加上电视的媒介特性与网络相异，电视春晚与网络始终只是进行着程式化的浅层触摸，成为一只披着“网络”外衣的“灰太狼”。
从媒介为受众赋予潜能和权力的向度出发，网络春晚发挥了它所能发挥的积极推动力，但作为首次出现的“新事物”，它同样存在着不妥之处。媒介载体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核心的要素——媒介特性。各种不同的媒介都有它特有的性质与功能。通过对首届网络春晚的考察可以发现，网络春晚仍然只是将网络作为一剂程式配方，同时消解了电视与网络的媒介特性，让网络春晚变得有点不伦不类：
首先，网络春晚的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节目通过电视播出，却采用录播形式，“借壳上市”消解了电视春晚的“仪式感”。春节是典型的“历年再现仪式”，是由一系列仪式化行为组成的民俗。只有在现场直播中，才可能实现“天涯共此时”的民族心理认同空间扩张。没有了直播这一技术性保障，也没有了除夕这个获得合法性和重要性的时间节点，便失去了发挥影响力与传播力的可能性。
其次，网络春晚也消解了网络的互动性，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狂欢，只是一种狂欢幻象。“网络赋权”下的网民行为应该是边看边评论，而前一分钟的评论，也许能左右下一分钟的演出，整个媒介环境应该有彻底的改变，对媒体资源的分享和支配应该有更显著的体现。然而，虽然有比电视春晚更多的受网民欢迎的节目上演，但网民仍然是拿着剧组编制的节目单看演出。
因此，首届网络春晚的出现更多了一些象征性意味，成了为网络正名的另一版本电视春晚。正如一位网友则在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络春晚板块中留言所说：“哥看的不是网络春晚，是网络文化。”网络节目的混搭也许能够体现网络文化的毛皮，却并未触及网络文化的皮毛，还未能创造出一种适合网络媒介特性的春晚样貌。
其实，网络春晚的出现并非要取代电视春晚。纵观近几年电视春晚的经典节目，都呈现出这样一种传播路径：创作前积极采集网友意见创意，创作中吸取最新的网络流行与时尚，彩排前利用网络设置议题进行前期预热，播出时与网络合作直播，播出后关注网络反馈。网络完全可以为电视春晚产制出可供参考的创新机制。
电视春晚确实需要改变，但变的不是电视这种媒介形态。由于媒介形态的变化非改朝换代式的推进，电视与网络完全可以相融并进，电视春晚可以参照网络带来的新理念，突破被授权后的优越感，超越狭窄的创作空间，打开媒介创新渠道，更多地亲近授权者（电视观众），尊重并大胆采纳其合理化的创意，与被授权者（电视从业者）一道攻克难题。
三、民俗符号对春晚的原初样貌的构形
无论是电视直播春晚还是网络春晚，变化的是技术和载体。而当我们对新的事物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应该留意变化中的不变，把握最本质的元素。
回溯到春晚创办的源头，春晚究竟是什么？央视网站曾经以“哪届春晚最好看”为题，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1983年首届电视春晚拔得头筹。这一结果是否仅仅意味着观众比较怀旧？也许可以从首届电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的一番话里看出端倪，他说：“看春晚是一种亲情的释放，忙了一年，全家坐在一起看电视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春晚应该把亲情呼唤放在首位。例如《常回家看看》，从艺术创作上来说并不见得有多好，但它就引起了共鸣。”黄一鹤道出了春晚30年不变的因子——符号在春晚中的存在。春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民俗节日，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春晚作为除夕夜的媒介仪式，自然要体现传统佳节的重要民俗符号，强化民族认同。
体现民俗符号的一个向度是“碎片化”的中华文化意象，如生肖吉祥物、大红灯笼、春联、少数民族服饰等。电视让受众体验到的是“意象的碎片”及其带来的“破碎的镜像感”，通过镜头组接与还原，传达某种独特的情绪感受与审美情感。以春晚为载体，这些“碎片化”的中华文化意象串联起了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行为，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类行动被看作一种文本，文本本身是一个符号序列，它们包含着解释。高度象征化的符号点染出春晚浓郁的民俗色彩，营造出强烈的节日仪式感。真正重要的不仅是节目的内容，还应该有晚会本身对意义的建构，在由这些象征性符号所形成的场域中，完成民族价值观的确认和民族自豪感的生成。
而在网络春晚中，由于没有了除夕夜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节目中基本没有展现出比较典型的中华文化意象，网络歌曲与网络红人的出现只是对网络文化符号的表征。这就出现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如何相融的问题。究竟体现传统民俗的电视春晚能不能接受网络文化？而彰显现代流行文化的网络春晚如何传承春节文化？
这种矛盾确实存在，但并非水火不容。没有了创新的电视春晚必然在习惯于被授权的优越感中走向死角，而没有了继承的网络春晚如果只是沉浸在“网络赋权”的快感中，就会陷入只有“网络”没有“春晚”的怪圈。
传统民俗符号的另一个向度，在春晚中表现为民族心理认同空间的扩张。涂尔干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生存发展，都“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个体在这些场合中，“被紧密地联合起来，进而一道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从1983年开始，春晚就形成了为特定群体如少年儿童、老年人、军人、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等群体专门准备节目的惯例，以媒介仪式参与者的平等感和亲切感为诉求，达成一种情感的凝聚。黄一鹤还曾尝试在以喜庆欢乐为情绪基调的春节晚会中，“插入”情绪的“反差”，安排了“动情”的情节，使晚会的感**彩更加丰富。
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报告称，截至2011年6月，我国总体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这一数字表明，网民及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必然成为春晚的重要受众群体。但毕竟网民不代表全民，电视春晚也不能仅仅迎合某一个群体。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
它是一种家庭、家庭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电视春晚主要是从以“家国同构”凝聚起的受众群出发，对节目进行设置，在“茶座式”的“家庭”聚会联欢中，体现对每个主体的关照，体现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感恩怀旧的人性主题和团结统一的民族意识。网民这一由一种媒介凝聚起的受众群在春晚的视域中还是首次出现。一种媒介的力量是否足以打破这种结构，如同“Facebook成为全球第三大人口大国”一样，圈定超越国族的媒体疆域，仍然值得持续观察：除了数字上的变化，受众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心理空间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2011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2012年节目资源推介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12年电视春晚总导演哈文带领她的团队首次亮相，表示在春晚30岁之际，他们要做出一台充满朝气的晚会，向春晚致敬。中央电视台台长焦利对2012年春晚剧组提出了“快乐、温馨、惊喜、新奇”的八字要求。这八个字，正饱含对而立之年央视春晚变与不变的深刻理解：无论媒介环境如何变化，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在喜庆的节日氛围中阖家团聚，“快乐”而“温馨”；而面对多元开放的媒介格局，春晚应该勇于冲破束缚创新发展的“被授权”观念，乐于利用新媒介提供的智慧资源，与全民一道打造充满“惊喜”和“新奇”的媒介盛宴。